富嘉元教授回忆初见吴子牧副院长感慨，“那是1951年四月底，天津大光明电影院里，连过道都站满了人——中国矿业学院的开学典礼，就搁这儿办呢。”

他记得清楚，那天台下坐着不少人：燃料工业部的代表、教育部的同志，还有全国煤矿系统摸爬滚打大半辈子的老行家，连苏联专家都特意带着笔记本来了。轮到新上任的吴子牧副院长致答谢词时，台下其实悄悄漾开些轻浅的掂量。

那会儿大家早听说了，这位吴院长是留法回来的，懂工业、有学问是真的，但煤矿这行当，素来认的是脚踩过矿渣、手摸过煤层的实在——“留洋的先生，怕是对咱国内老矿井的弯弯绕绕，未必摸得那么透吧？”前排两个老煤师凑着耳尖低语，话音轻得像飘絮，却也说出了不少人心里没说出口的嘀咕：毕竟是头回在矿院人跟前公开露面，他讲的，能接得上煤矿的地气？

富嘉元教授那会儿刚留校当助教，挤在后排瞧着，也跟着犯过寻思：矿院办起来是为给煤矿捧人才的，得说实在话、讲实在理才行。

可吴子牧一开口，满场那些若有若无的细碎声响，忽然就凝住了。他没拿稿子，就那么站在台上，话从嘴里出来，没半分洋腔洋调，反倒带着点平实的恳切，既不像官样文章里的空泛套话，也不似书斋里的纸上谈兵。讲起矿院往后要怎么走，他先提的是开滦的老窑：“咱北方那些老井，有的巷道窄得工人扛煤筐得侧着身走，安全没保障，出煤也受屈，办矿院，就得教学生怎么把这些老井改得既安全又出活。”一句话说得台下几个老煤师直点头；又说“办学不是摆架子，学生毕业是要下矿的，得让他们知道煤层倾角差半度，打眼放炮的法子就差得远呢”。讲起道理来，一层一层剥得透亮，说问题更是像锥子扎纸，一下就戳到根子上——明明是答谢词，却把矿院该扛的担子、要走的路子，说得明明白白、踏踏实实。听着听着，底下的人早忘了先前那点掂量，连该鼓掌的当口都忘了，光剩下愣神儿，眼里渐渐亮起来。

“先前谁能料到这么贴实呢？”富嘉元教授眯眼笑起来，眼角的纹路里都带着感慨，“他话音刚落，底下不知谁先憋出一声‘服了’，就是刚才嘀咕那老煤师！跟着就跟串珠子似的，‘服了’‘真服了’的念叨声儿，嗡嗡地传开了。那股子打心眼儿里的佩服，藏都藏不住——可不是服他留洋的名头，是服他说的每一句，都踩在煤矿的实地上。”

打那以后，校园里就形成了个不成文的习惯：只要听说吴院长要做报告，师生们就跟闻着香味儿的蜜蜂似的，一早就脚不沾地地往会场跑。去晚了的，宁愿在后排踮着脚、扒着门框，站满三四个钟头，也没人肯挪窝——哪怕腿麻了，也得听完才肯揉着腿往外走。

富嘉元教授说，那时候大家私下里还念叨：吴院长怎么就那么懂煤矿的实情？后来才知道，他从不用秘书代笔，顶多在小纸条上，甚至火柴盒背面，潦草地写几个字——都是他夜里翻来覆去琢磨透了的，是真往矿上的事儿里钻。往台上一站，那些字就像生了根，能抽出枝芽，长出满树的道理来，既说得准当下的事儿，又能让人琢磨出味儿来，谁听了不稀罕？

其实那天的答谢词里，吴子牧说得最多的还是感谢：谢中央的扶持，谢社会各界的帮衬，末了又沉下声说：“煤炭是国家的命脉，咱们矿院的人，得把这命脉攥紧了。”

这话，连同他站在台上不疾不徐，却句句贴着煤矿实情的样子，就这么刻进了富教授的记忆里。几十年过去，每次讲起，富教授都提起了精气神：“原只知他留过洋有学问，那回啊，才真见着什么是把学问落到实处的真本事了。”